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資料顯示，2009年本港的農業生產總值為5億5千8百萬元，佔整體GDP的百分比很低。從經濟的角度來看，農業的經濟效益不高，農業就業人口也偏低，約為16000人（包括種植業、養殖業及漁業）。
      香港現在仍然用作耕地的農地面積約為758公頃，佔全港110,400公頃土地的0.69%。農場數目為2500個，糧食作物的年產量為17,054噸；家禽的年產量為35,100萬隻；本港漁業總產量為162,748噸。
      不論從就業、產值等角度來看農業對經濟的貢獻都是偏低的。縱使如此，香港本身的農業仍有發展的空間。這個問題是值得探討的。
      最近推廣有機種植的綠田園基金舉辦了低碳經濟下的香港農業發展研討會。參加者有非政府組織、生產有機農場、集體採購的單位、政府代表及專家學者等。參加者用了一天的時間對香港農業未來的發展作了深入及有意義的討論。
      研討會探討了香港農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及局限（包括土地、人手、市場等）。是次研討會可以說是近年來少見的一次。主辦單位會將會上的意見及觀點進行整合、分類後再向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提出意見立場書。
      其實香港農業的發展不應單單只看其對經濟的貢獻，農業除了種菜、畜牧及捕魚等活動之外，還有許多社會效益。另外香港農業也不應單單局限於在新界或離島發展，市區中也應有｢城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的出現。美國芝加哥有團體發起利用城市中的空地、屋頂及後院進行種植，估計可以種植約50%的城市所需，並預計需要全職勞動力42,000人。�
      城市農業的概念源自1977年美國農業經濟學家艾倫尼斯。按照2003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的定義，城市農業是指滿足城市消費者需求為主要目的、利用自然資源和城市廢棄物在分散於城市或郊區的土地和水體裡種養各種農作物（例如日本的城市間隙地農業）。我們是可以利用工業大廈來進行城市農業的。在國內許多城市已經有人在天台上種菜自給自足。
農業在保持生態平衡及物種多樣性（Biodiversity）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近年來在保育了塱原濕地後，有些雀鳥品種重新出現，也帶動了生態農業的發展。農業對旅遊業也可作貢獻。
      從製造就業的角度來看，農業也可以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的機會，不過由於本港並沒有相關的職業培訓，導致本港有些農場也要引入內地的農業人員。
      城市農業應該朝向高質量及高科技含量的方向發展，也要和城市環境保護結合起來，注意開發那些可以利用城市垃圾做肥料的、可以分解有毒物質的植物。城市農業也含有充當城市｢空調｣（凈化空氣、優化環境、綠化及美化城市）的功能。如部分家居廚余在轉化為有機肥料後， 可以應用於本地農場，相信對減少本港垃圾量也有幫助。

      日本的窮忙族，來自英語「Working Poor」一詞，指每週工作40小時以上(不論全職或自由工作)，工資卻低於貧窮線或最低工資。窮忙族的誕生，始於八十年代末泡沫經濟爆破，工作制度和經濟環境劇烈轉變。
      八十年末前，日本國民普遍對前途充滿信心，當時有句口號叫「一億總中流」，意思是指全日本一億國民都是中產階級，社會大部份人生活富裕，甚至不存在階級的觀念。除了經濟高度成長以至明顯可見的家庭生活改善，如現代三神器(黑白電視、洗衣機、雪櫃)及新三神器(彩色電視、冷氣機、汽車)的出現，日本國民的信心很大程度依靠大企業、銀行以及政府的信任。除非工作環境中犯下重大的錯誤，終身聘任制、論資排輩以及企業家族主義保障個人以及其家庭的將來。銀行的置業計劃不單止計算入息轉變和供款，還仔細為國民計算何時結婚、生第一個孩子第二個孩子，而他們只需要集體統一地按置業計劃的單張準備將來。那時的日本人，只會相信明天會更好，甚麼都不用想只需要努力做好工作，但到了八十年代末一切看來理所當然的都變了樣。
      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熱錢流入、盲目拜樓炒賣等原因製造的泡沫最終在八十年代末爆破，銀行暴露不良貸款，巨大金融衝擊下不少銀行和企業倒閉，或在多番收購合併下掙扎求存。向來標榜承諾和信心的銀行和企業，遇上危機就打破終身聘用制和論資排輩的制度，革除無法向上攀升的資深員工，不止打破許許多多人的飯碗，更甚者，日本人對社會的期望和信任。不少中年僱員被裁後無法找到跟以往可以相比的薪金和福利的工作，面對沉重的房貸供款和養妻活兒的責任，唯有從事低技術低收入行業。一沉不起的經濟環境，個人前途的灰暗，碰上天災人禍如大地震，日本人對未來的信心完全喪失，社會環境的急速惡化，如高自殺率、低婚姻率、生育率等，甚至開始出現前所未見的社會問題如青少年犯罪、尼特族等，以及家庭制度的劇變(企業戰士的想像幻滅、意消沉的專業人士竟然出現酗酒的問題)，和教育制度崩壞(教育制度的不信任和青少年的不進校問題)。
      九十年代前，日本人的信心來自家庭穩定的工作和的收入；九十年起，日本人信心的喪失來自不穩定、低收入、學歷與技術不相稱的工作。面對惡劣的經濟環境，日本政府也沒能穩定人心，推出的經濟政策乏善足陳，例如增加大型基建項目，不但無助振興經濟，徒添庫房負擔。
      現時香港都要面對在職貧窮問題，除了收入和工作不穩定外，晉升機會、創業空間也相比以前少，貧富懸殊擴大，社會流動消失，有些年青人無法相信努力可以提升自己的社會階級。香港雖然未似日本喪失對未來的信心，出現極端而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但出現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是連中央政府也知道的。跟日本類近的是，社會問題惡化，但唯一一點不同的是，日本人一出世就要背負巨大債項，而相反我們卻囤積豐厚的財政儲備。
      錢總不會嫌多，政府財政儲備增長固然越多越好，但社會問題的持續增加，卻是無形的｢負債｣。貧窮問題由曾蔭權特首上台起一直纏繞香港，從未有改善的跡象。除了申領綜援的人數上升，面對日益高漲的基本生活開支，薪酬福利以及工作環境一直未有改善，甚至出現在職貧窮的問題。現在已經沒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加班已經習以為常，但薪酬不會比以前好，晉升機會也沒有像以前的多，通脹、生活開支的增加下，我們也跟著日本人一起窮忙。貧窮問題不再在於少數低技術低收入人士，面對高樓價，高生活開支，許多人都置業無望，甚至結婚無望。面對庫房的過多財政儲備，香港人經濟狀況未見改善的情況下，我們對特首放施政報告是有期望的。施政報告必須以社會發展的角度切入，引入新思維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

      去年香港主辦東亞運動會，香港足球代表隊以東道主身份首次在國際大賽奪冠，全城亢奮，凝聚民心。一年後的今天，政府正式宣布計劃申辦2023年亞運，不少人即時大撥冷水，認為辦亞運是一盤蝕本生意，浪費公帑，甚至批評政府要面子，好大喜功。這些批評是以偏蓋全的。
      在扣減約300億的既定開支後，主辦亞運還須137至145億元直接投資，平情而論，數額並不算少。有關投資並非即時支出，而是一張長達13年的遠期支票，平均每年只攤分11.15億元；相對於每年3000多億元政府財政開支，主辦亞運的開支仍在可接受範圍。
      作為創意產業的一環，文化藝術體育產業被視為新世紀的藍海戰略，經濟發展的新火車頭。在香港，依憑多年的支柱型經濟結構，已疲態畢現，正面臨周邊城市崛起的嚴峻挑戰，亟待開拓新的發展領域。舉辦國際級盛事，在整個籌備、統籌、工作的過程中，各方面的質素可以提升，是一次很好的經驗。香港以盛事之都為目標，我們不但要舉辦亞運，亦應該爭取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國際盛事，提升香港的活力，增進香港的競爭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香港鄰近國家及城市，都積極增設硬件發展運動產業，希望在舉辦大型活動中推動旅遊及商業收入的雄心。例如新加坡即將興建一個國家體育城，包括有一個55000個座位的體育館、6000座位的室內水上運動中心及41000平方米的商業活動空間。體育發展長遠可以帶來無限商機，全世界都跨越種種先天及後天的條件障礙，去致力發展運動，香港是否甘於劃地為牢，落後於人呢？
      在過去兩年，香港曾先後成功協辦奧運馬術賽和主辦東亞運動會，市民的反應都是先批評後狂熱，並引以自豪，成功凝聚民氣，今次能否重演「香港傳奇」，首先要在民意上過關，破除「大花筒」形象，因此無論在開源和節流方面，都須作出更細緻規劃，提高效益，特別是有關場地設施在亞運會後的永續應用。
      其次，要在宣傳上加大力度，擺脫目前由政黨取態主導的被動形勢，畢竟，現時有關申辦亞運的資訊發放非常匱乏，除了所需金額和政黨取態之後，其餘的狀況所知不詳，至於成功主辦帶來的社會正面效益，更全屬抽象概念，市民取態出現偏向自難避免。
再其次，要在決斷時秉持長遠目光。申辦亞運與扶貧並非兩者只能取其一的「零和遊戲」，而是相輔相成的協同共業。應該作出「該做就做」的決斷。面對周邊地區和城市崛起爭雄的全方位競爭，香港若連做13年亞運夢的魄力也沒有，那實在是香港的悲哀。
      如果特區政府最終決定申辦亞運，便應該在提升本地體育水平，全民參與運動的工作上提出更完備的計劃，相信這樣會更能獲得市民的支持。若果能夠成功舉辦亞運會，將會踏出第一步，開創香港發展的新道路，扭轉過往怕新怕變的保守思維，將是香港邁向更多元化發展的新契機。從這個角度來看，申辦亞運未必一定會蝕本的，政府要認真計算一下｢體育｣的社會｢紅利｣。

      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粵港合作由淺度向深度發展，由零散式向全面全方位發展。縱使過去粵港合作取得一些成果，例如，在2010年4月7日，在北京簽署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又如港珠澳大橋。不過這兩個粵港合作項目，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推動，成事的機會很低。港珠澳大橋沒有中央出資的話，相信不會那麼順利。
      粵港兩地基於制度上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的差異。要達到｢一體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些工作必須愈早開展愈好。
      區域合作的基礎是跨境交通。過境成本要愈低愈好（包括過境時間）。廣東深圳由2009年4月1日起，該地二百二十萬名有戶籍的居民，只需申請簽證一次，便能多次往返香港，最多可逗留30天。這項措施如果能夠推展至整個珠三角地區的話，對香港來說是正面的作用。在一段時間之後，漸漸再開放非常住居民來港。
      廣東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也應該著實落實｢一地兩檢｣的措施以利便兩地居民往返。人流增加了，對於雙方的經濟有所促進。
      粵港雙方如果沒有合作的共識、沒有一起做中國發展的｢龍頭｣的決心的話，粵港很快就會落後於其他國內區域，被區域合作大潮｢湮沒｣。遺憾的是，至今我們還未形成 ｢同坐一條船｣的共識，還是各自為政。
      隨著珠三角地區越來越｢一體化｣（例如，廣州-佛山的同城化），珠三角本身的內聯能力將會增強。香港如果不能夠登上廣東｢內聯｣的列車，將會損失很多發展機會。另一方面香港在｢外聯｣方面如果也不作新的佈置及規劃的話，很快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優勢也會漸漸消失。
      粵港之間不單止存在市場互補、產業互補，而且還存在體制上的互補。廣東要在產業結構和產值上尋求新的突破，必須以深化粵港合作作為契機。從香港本身發展來看，也要透過深化粵港合作，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
      粵港區域合作的戰略目標是：為了粵港兩地的共同繁榮和發展，為了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需要粵港政府及其他社會組織的共同努力，協調與合作，有效地處理粵港區域發展的公共管理。

        今年的地方行政高峰會會議是自2008年1月1日起增加區議會職能以來第二次會議。是次之高峰會分4個題目進行研討，包括：（1）地區設施管理（2）樓宇管理維修（3）社區參與活動（4）地區小型工程。在4次會議之後，由18區正副主席在7月17日向行政長官匯報。有關部門會作出總結。

        首先從高峰會的角度將高峰會｢斬件｣成4個小峰會。這種做法容易使區議員只看見樹木而看不見森林（與上一次高峰會相比，規格也有遜色之處，上一次開幕時行政長官曾蔭權親自到現場講話）。其實縱觀區議員們在高峰會上的發言，大部分在區議會已經討論過，有關部門只須查一下會議記錄就知道區議會及議員的意見。

        另外，行政長官有責任檢視他在上一次地方行政高峰會的承諾，會後的跟進情況也應該向區議會及公眾交待。例如他說地區政務專員應該是｢小特首｣，究竟他認為這18位｢小特首｣的工作表現如何？他怎樣要求這18位政務專員｢做好呢份工｣？另外他提出延長由康文署管理的圖書館的開放時間，成效如何？康文署有沒有進行評估？

        對於區議會的未來發展及具體之區議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屬於咨詢架構，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因此區議會其實還有進一步｢用武｣之地。另外，如何進一步支援區議會的工作是次的高峰會也沒有提及，也沒有提及區議會可否在規劃地區設施及服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次地方行政高峰會安排在立法會表決2012年政改方案之前,是否精心部署，筆者不作揣測，不過從時間上之巧合，的確引人遐想。這種刻意的｢非政治化｣使得高峰會有給人｢到喉不到肺｣的感覺。要｢起錨｣的話，特首為什麼不利用這個高峰會呢？還是他另有考量？

        行政長官在7月17日將與18區區議會正副主席見面，到時立法會就2012年的政改方案表決應有結果，如果屆時方案獲得通過，區議會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2012年的立法會方案如獲得通過，區議會的地位將會不同，其重要性在整體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政地位中會明顯提高。區議會在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中，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區議會的職能縱使沒有大變化，可是在政治層面上，區議會的政治本質也會起質變的意義。區議會｢政治｣角色的｢質變｣使它在地方行政的作用上也因此有所變化。

        過去數年政府及媒體傳出很多與本港公營機構有關的｢壞消息｣。這些公營部門許多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政府有責任要求他們提高管治能力。

        現時本港之公營機構大多存在不少問題。以貿易發展局為例，貿發局接受政府公帑資助，用作協助香港中小企拓展海外市場，推動香港出口貿易的資金，但卻無需接受審計署的審查；貿發局以經營展覽業務為主，並佔據香港大部分的展覽業市場份額，以公營機構角色，大力舉辦展覽牟利，有違公平競爭行為，與對外宣傳及推動本港企業發展的宗旨不符。

        生產力促進局存在的問題就更多，包括：（1）行政管理混亂。今年審計署的報告，揭露生產力促進局遺失大量資產，數目之多，價值之大，令人震驚，也令人對該機構的糊塗難以置信。（2）在預算未來3 年營運虧損（呈現赤字）每年將有逾千萬元的情況下，仍大幅增加整體浮動薪酬逾10 倍，並發放高達490萬元的巨額花紅。（3）有將近9000 件物品不翼而飛，總值高達5400 萬元，當中包括電腦、視聽器材和實驗室設備等，但該局竟未有跟進調查。（4）3 名高級職員享受雙重福利，他們入職前曾受僱於政府或公帑資助機構，並曾領取房屋津貼，但加入生產局後竟照樣享受雙重津貼。（5）該局的17 名非官方理事的會議出席率偏低，其中有6 人出席率不足三分之一，但竟兩度獲再委任，況且理事會的利益申報和會議記錄也有延誤，盡顯理事會的管治混亂。（6）40 個創新及科技基金與應用研究基金項目中，竟有32 個出現1 個月至18 個月延誤，同時部分項目費用超支，在未得到創新科技署的批准情況下，竟自行計入基金帳目內。（7）位於九龍塘的生產力促進大樓中，有9.1 萬平方呎用作辦公室，但有15%的地方空置（每年租值達540 萬元），當中竟有4 成地方空置了一年或更長時間，白白浪費辦公地方的經濟效益。

        平等機會委員會：小組成員及委員出席率低仍獲連任。

        綜上所述，公營機構的通病是：（1）大部分公營機構不是以盈利為主，因此員工沒有如商界般要求「交數」的指標和壓力，久而久之，容易建立因循、相互包庇和得過且過的工作文化。（2） 在立法會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建議在創新科技署轄下成立財務單位加強監管。（3） 公營機構高層存在管治疏漏。縱使公營機構設有董事局或理事會之類，但卻沒有經常行使真正的監管作用，全由行政管理人員自把自為。（4） 濫用公帑，如旅發局印發大量宣傳品，卻又無用武之地。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竟用了18萬聘請顧問看風水。多個公營機構的豪裝、豪租、豪購設備、豪飲宴等等，不勝枚舉。（5） 公營機構高層將薪酬花紅大幅提升，例如，過去便有某機構的總幹事將自身的醫療福利大幅提升，甚至惠及家人。（6） 機構缺乏資訊和管理透明度，令公眾難以監察。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以下建議：

        （1）將貿發局納入《公平競爭條例》的規管範圍之內。
        （2）政府加強公營機構的問責和透明度.
        （3）要真正發揮公營機構理事會（或董事會）的作用，切實履行監督管理層的責任。
        （4）面對大量涉及薪酬開支，導致管理混亂浪費公帑的弊端，有關部門和立法會帳目委員會應該及時跟進，以確定公帑是否用得恰當。
        （5）取消一筆過撥款制度。
        （6）倣效外國政府規定公營機構在互聯網公開詳細帳目，讓公眾可主動監察，否則只會縱容公營機構繼續濫用公帑。
        （7）統一基本開支標準，如公幹花費、薪酬釐定等。
        （8）倣效外國將委任制改由公開選舉，找出對公眾負責的賢能之士。
        （9）法定機構可以仿效金管局，定期到立法會報告，介紹工作進度，接受議員質詢。

        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向公眾顯示整頓這些公營機構的決心！

        八達通已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用它來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連鎖店購物，在連鎖快餐店吃飯等。

        八達通系統於1997年9月正式推出，至今已發行了高達1700萬張，流通數量是香港居民人的兩倍多。一些經常來香港的內地居民也擁有不少八達通。在香港，超過12,000個消費地點接受八達通作為支付手段。在今年的4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在北京簽署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第五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八達通卡在廣東的使用，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將會增加，因為有一個龐大的八達通市場。

        八達通是一家私人有限公司。1億元的註冊資本中，只有四千二百萬美元實付實本。其中港鐵佔57.4％，九廣鐵路佔22.1%，九巴佔12.4%，城巴佔5％，而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為3.05％，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占0.05％。港鐵作為八達通最大的股東，應該佔的股東權益也最大。每年港鐵應該將這部分的收益完全入數，作為營業額及盈利處理，從而減輕加價的壓力。八達通用戶應該享有這項福利。

        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擁有香港和內地不少居民的個人資料，根據香港公司條例，有限公司幷不需要向公衆披露資訊。八達通對這些個人資訊的處理方式應得到更多的重視。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必須確保個人資料的安全。

        政府肯定可以發揮作用，特別是私隱專員，他應要求八達通有限公司透露他們對個人資訊的處理方式。政府不能說這是一個私人有限責任公司的問題就對它不聞不問。

        隨著八達通越來越多普及，特別是在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深圳已設立了一個協調小組，負責協調八達通交流工作。事實上，一些在深圳的連鎖店已經接受了八達通作爲電子貨幣。其他專家也提出了關於“雙晶片” — 一張為人民幣結算，另一張為港元結算，植入同一張八達通卡。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八達通卡將在內地流行。因此，個人資料的隱私應當受到保護。

        其實，八達通是一個功能強大的“跟蹤”工具。在銅鑼灣的“鏹彈”案中，警方根據罪犯使用八達通的紀錄得以追蹤到他，因爲罪犯乘坐港鐵至銅鑼灣犯案。

        八達通有限公司持有的所有使用者的信息，包括重要的資訊例如何時、何地購買了什麼等等。事實上，他們擁有八達通用戶的消費模式。他們的資訊是非常寶貴的，有時甚至是相當私人的，因此這些信息必須保證安全。

        2010-2011年的財政預算出台之前，財政司司長說他今次不會｢派糖｣，不過從實際數字來看，是次預算案提出十項總值二百億元的一次性扶貧措施，令自2008年以來的紓困總金額高達一千一百億。其實從數字來看今次的二百億元也不是一粒細｢糖｣了。受惠者由中產至基層人士都有，其中中產人士獲減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稅，而基層約七十萬名公屋住戶可以免繳兩個月租金，綜援人士又可以獲發額外一個月的津貼。這樣的局面可謂“皆大歡喜”。對於無工、無樓、無公屋、無領綜援的｢四無｣人士今年所得是沒有，去年有電費扣減，今年卻什麼也沒有。

        曾司長在財政預算案前曾說，他不會有新的政策。且看他今次對樓市的｢干預｣，推出了四項所謂｢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措施，而這些｢招數｣只是虛晃一招而已，與國內最近出台的｢十一項｣措施相比是｢小巫見大巫｣。

        經濟發展方面，以六大產業方面的推廣來說，曾司長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在土地資源上著手，其實著墨並不多，也欠缺前瞻性的發展策略，總體來說乏善足陳。他並沒有具體為六大產業定下所佔的GDP指標，在如何利用六大產業帶動香港的經濟發展的論述及工作目標上似乎是交了白卷。

        財政預算提出的｢綠色經濟｣是值得支持的。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做的還有許多。但如何利用綠色經濟來帶動｢綠色就業｣在預算案中沒有詳細論述也是令人失望的。政府不應該單單提供稅務優惠，還要利用環保產業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給有需要的市民。綠色經濟還有其他重要環節，只做凈化海港計劃及綠色運輸試驗基金，淘汰舊柴油商業運輸及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等，似乎並不足夠。回收業的支援也沒有提出。其實政府應該首先由自己做起推行｢低碳｣政府。

        另外，曾司長提出的｢關愛社會｣是對社會要求回應弱勢社群訴求的舉措。他回應了社會要求處理貧富懸殊的聲音。在財政預算中第174段他說：“香港貧窮問題的成因複雜，涉及香港人外移流動性、外來人口的社會經濟條件和香港經濟結構轉變等因素。我注意到，社會對減少貧窮的解決方法，已有相當的討論。在貧窮問題上，我們仍有不少工作，包括最低工資立法、促進就業，以及推出紓解民困的措施，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工作的重點。在社會取得政策共識後，我會提供足夠的財政承擔”。從這段話來看他似乎沒有太多的良方妙藥來解決貧富懸殊問題，也沒有回應社會要求重新成立扶貧委員會的要求，但他至少向社會表達了對此問題的重視。扶貧是需要一套完備的政策及專責的部門的。

        從最近的調查顯示，香港的百萬富翁人數回升至39萬人，可見在香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個問題長遠來說是不可能透過｢派糖｣來解決的。政府一向強調所謂｢滴漏效應｣，即出現了漏斗閉塞症，縱有大水也通不了，中下階層始終未能受惠。縱使經濟之餅做大了，貧富懸殊的現象也不會有所改善。這也是結構性矛盾。

        不過現時的政府缺乏了應有的政治視野，能夠做的就只是｢派糖｣。在兩三年之間就派出了1000多億，約是特區政府4年的財政支出。我們不禁要問，這個趨勢是否可以繼續下去？｢派糖｣一旦成為了標準動作，成為了｢制度｣的一部分，對香港來說也不是好事。

        從主調來說曾司長還是強調｢大市場小政府｣作為解決問題的指導思想。問題是現時的政府已經不是｢小政府｣，內外環境的改變，已經不容許有不作為的政府，我們要求的是｢能政府｣（Capable Government）

        在過去幾個月來，中央一直與泛民主派進行溝通，包括普選聯、民主黨及民協等。從許多調查看到支持2012年政改方案的市民一向多於反對的市民，泛民主派不可視而不見，而硬要說成｢反對才是主流｣。

        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已到了關鍵的時刻。香港特區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了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文本，立法會將於6月23日進行表決。雖然有政界人士建議將表決日期押後，相信此舉對通過政改方案未必有用。一些較為溫和的反對派成員較早前先後與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李剛主任會面進行交流，雙方釋出善意，就本港政治制度發展（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比較深入的討論。反對派也提出了建議方案，包括所謂的｢一人兩票｣——由區議會互選候選人，交全民投票選出議員。其實普選聯的方案從政制發展的角度來看，已經肯定了區議會功能界別的價值，問題是選舉產生議員的辦法上相信未必立刻被社會接受。

        這個建議在6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代表中央回應了有關的建議，他認為區議會作為一個功能界別一直是由區議員互選產生一個立法會議員，這種選舉方式在香港已經實行多年，早已受到社會廣泛認同，而且對這種選舉辦法符合《基本法》是沒有異議的。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很清楚地說明了普選的定義，他認為普選核心內容就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他也提到國際上一般做法，選舉權亦允許法律的合理限制。在整個見記者的過程當中，喬副秘書長並沒有評論普選聯的建議是否違反《基本法》或全國人大常委會之決定。

        立法會一日未表決，一日還有希望，我們不希望看到反對派再一次｢捆綁｣在一起否決由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政改方案原地踏步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根據最新民意調查，有53.6%受訪的香港市民整體上接受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建議方案，並有58.6%受訪香港市民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政改方案，較反對者多1倍。

        其實香港民意一直以來都非常清晰，就是期望香港的政制可以進一步發展。反對派只是一味扮｢鴕鳥｣對民意作｢另類｣的解讀罷了。

        為了2012年政改方案，香港特區政府由曾蔭權特首領導一班問責官員包括司長、局長、及副局長落區｢起錨｣。他們能夠身體力行為政改出力流汗是值得肯定的。｢起錨｣行動的目的是爭取更多的民意支持，希望2012年的政改方案可以在立法會通過，使政制向前發展。縱使每次｢起錨｣都有一班別有用心的人士用身體及語言暴力阻礙官員的正常及合法宣傳，他們的已超越了一般公民社會可以容忍的限度，他們要｢起錨｣行動｢觸礁｣是不得人心的，也無助理性的討論。

        Octopus has become a part of life in Hong Kong, we use it to take public transport, shop in chain stores, eat at fast food chains and so on.

        Octopus was launched in September 1997 and had already issued up to 17 million; the number of circulation was more than twice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Some of the people in the Mainland who travel to Hong Kong also have bought the Octopus. In Hong Kong, more than 12,000 consumer sites accept Octopus as means of payment. In this year’s April 7,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an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signed in Beijing, the “Hong Kong-Guangdong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In Chapter V, we can see that the using of the Octopus in Guangdong, especiall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ill increase since there is a big market for Octopus.

        The Octopus is a private limited company, out of the 100 million dollars registered capital, only four thousand two million dollars were paid up. Which accounted for 57.4% of MTR and KCR 22.1%, 12.4% of KMB, Citybus, 5%, and New World First Bus Services Limited accounted for 3.05%,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Limited 0.05%. Octopus MTR a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should have the largest share of equity. MTR annual income should be fully counted as part of the turnover and profit. The income from Octopus can decrease the chance of MTR fare hike. The Octopus users should enjoy this benefit.

        Octopus Holdings Limited owns a lot of Hong Kong and Mainland residents’ personal information,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in Hong Kong, limited company does not need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The way Octopus handle these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get more attention. Octopus Holdings Limited must ensure that the personal data gathered be kept safe. 

        The Government definitely has a role to play, especially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he should ask the Octopus Co. Ltd. to disclose the way they handle these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Government must not say that this is a matter of the private limited company, and not its concern.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Octopus, particularl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has established a coordination group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the work of the Octopus exchange. In fact, some fast-food chain in Shenzhen had accepted Octopus as electronic money. Other experts have proposed the same Octopus card on the implantation of “dual chip” – one for settlement for the RMB, and the other for the Hong Kong dollar. I believe in the near future, the Octopus Card will be popular in the Mainland. Therefore, the personal data and the users’ privacy should be protected.

        Actually the Octopus is a powerful tool for “tracking” people, in the “sulfuric acid bomb” case in Causeway Bay, the police was able to track the offender down by the Octopus information, since the offender took the mass-transit railway to Causeway Bay and committed the crime.

        The Octopus Limited Company holds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all the users including what、when、how much they pay for. In fact, they have all the consuming pattern of the Octopus users. Their information is very valuable and sometimes quite private. This information must be kept confident as far as 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