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窮忙族,來自英語「Working Poor」一詞,指每週工作40小時以上(不論全職或自由工作),工資卻低於貧窮線或最低工資。窮忙族的誕生,始於八十年代末泡沫經濟爆破,工作制度和經濟環境劇烈轉變。


      八十年末前,日本國民普遍對前途充滿信心,當時有句口號叫「一億總中流」,意思是指全日本一億國民都是中產階級,社會大部份人生活富裕,甚至不存在階級的觀念。除了經濟高度成長以至明顯可見的家庭生活改善,如現代三神器(黑白電視、洗衣機、雪櫃)及新三神器(彩色電視、冷氣機、汽車)的出現,日本國民的信心很大程度依靠大企業、銀行以及政府的信任。除非工作環境中犯下重大的錯誤,終身聘任制、論資排輩以及企業家族主義保障個人以及其家庭的將來。銀行的置業計劃不單止計算入息轉變和供款,還仔細為國民計算何時結婚、生第一個孩子第二個孩子,而他們只需要集體統一地按置業計劃的單張準備將來。那時的日本人,只會相信明天會更好,甚麼都不用想只需要努力做好工作,但到了八十年代末一切看來理所當然的都變了樣。
      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熱錢流入、盲目拜樓炒賣等原因製造的泡沫最終在八十年代末爆破,銀行暴露不良貸款,巨大金融衝擊下不少銀行和企業倒閉,或在多番收購合併下掙扎求存。向來標榜承諾和信心的銀行和企業,遇上危機就打破終身聘用制和論資排輩的制度,革除無法向上攀升的資深員工,不止打破許許多多人的飯碗,更甚者,日本人對社會的期望和信任。不少中年僱員被裁後無法找到跟以往可以相比的薪金和福利的工作,面對沉重的房貸供款和養妻活兒的責任,唯有從事低技術低收入行業。一沉不起的經濟環境,個人前途的灰暗,碰上天災人禍如大地震,日本人對未來的信心完全喪失,社會環境的急速惡化,如高自殺率、低婚姻率、生育率等,甚至開始出現前所未見的社會問題如青少年犯罪、尼特族等,以及家庭制度的劇變(企業戰士的想像幻滅、意消沉的專業人士竟然出現酗酒的問題),和教育制度崩壞(教育制度的不信任和青少年的不進校問題)。
      九十年代前,日本人的信心來自家庭穩定的工作和的收入;九十年起,日本人信心的喪失來自不穩定、低收入、學歷與技術不相稱的工作。面對惡劣的經濟環境,日本政府也沒能穩定人心,推出的經濟政策乏善足陳,例如增加大型基建項目,不但無助振興經濟,徒添庫房負擔。
      現時香港都要面對在職貧窮問題,除了收入和工作不穩定外,晉升機會、創業空間也相比以前少,貧富懸殊擴大,社會流動消失,有些年青人無法相信努力可以提升自己的社會階級。香港雖然未似日本喪失對未來的信心,出現極端而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但出現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是連中央政府也知道的。跟日本類近的是,社會問題惡化,但唯一一點不同的是,日本人一出世就要背負巨大債項,而相反我們卻囤積豐厚的財政儲備。
      錢總不會嫌多,政府財政儲備增長固然越多越好,但社會問題的持續增加,卻是無形的「負債」。貧窮問題由曾蔭權特首上台起一直纏繞香港,從未有改善的跡象。除了申領綜援的人數上升,面對日益高漲的基本生活開支,薪酬福利以及工作環境一直未有改善,甚至出現在職貧窮的問題。現在已經沒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加班已經習以為常,但薪酬不會比以前好,晉升機會也沒有像以前的多,通脹、生活開支的增加下,我們也跟著日本人一起窮忙。貧窮問題不再在於少數低技術低收入人士,面對高樓價,高生活開支,許多人都置業無望,甚至結婚無望。面對庫房的過多財政儲備,香港人經濟狀況未見改善的情況下,我們對特首放施政報告是有期望的。施政報告必須以社會發展的角度切入,引入新思維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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